文章类型：当代中国

被放逐的边缘话语——解读建国初期文坛有关同人刊物的言说

　　规范期刊运作、管理，是构建文化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新成立后，一种新的文化生产机制逐步形成，它根据的需要，造就了一系列无形的规范，对期刊乃至整个出版事业实施引导，以形成有利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社会文化语境。 　　建国初期，新的文学、文化格局处于形成之中，对文艺刊物的整顿、调整、改进在大刀阔斧地施行，刊物运作渐渐被纳入高度「一体化」的组织方式。然而，处于强势地位的主流话语也在不同程度上遭到了来自文艺界的质疑，胡风等一些家、作家发出了「异端」的声音，显示出来自边缘的对话仍然是存在的。本文试图通过对胡风等人有关同人刊物的言说的梳理，从一个侧面透视建国初期文学生产模式、舆论环境和文化生态的独特之处。 　　新中国传播机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国家对报纸、期刊、书籍等实施监管，以发挥媒介在建构社会秩序和权威时不可替代的作用，确保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在出版领域建立起来。国家对期刊的监管，是与社会的整体结构变化相适应的。政权的更迭催生新的文化体系、控制模式形成，每一种期刊的合法性同时必须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检验，这主要表现在对办刊宗旨、编辑方针、品质等的内在规约。就文艺刊物而言，它必须把保持敏感和思想警觉放在首位，以符合特定时代文化整合的要求。建国初期，文艺杂志的体制化过程与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几乎是同步进行的。1951年11月24日，北京文艺界召开了整风动员大会，胡乔木在会上作了题为《文艺工作者为甚么要改造思想》的报告。报告指出：「文艺工作中的首要，从根本上说，就是确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和帮助广大的非工人阶级文艺工作者进行思想改造的问题。」1会上，周扬和丁玲也分别作了题为《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和《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的报告。这两个报告从不同角度强调了文艺界整风的必要，包括改进文艺领导工作和整顿办刊方针等。丁玲在报告中说：「我们还有很多人用一种传统的观点、旧的观点去对待我们今天的刊物，把刊物常常看成只是一伙人的事。过去一小伙人掌握了一个刊物（即是所谓同人刊物），发表这一伙人的思想，宣传这一伙人的思想，反对一些他们要反对的，也慷慨激昂过，也发牢骚。这些刊物有的曾经因为被进步人士所掌握，当时起过一些积极的作用，有的编辑部里因为有共产党员，曾反映过一些党的政策。但这种办刊物的办法，已经过时了，我们应该明白我们已经处于另外一个崭新的时代了。我们已经是主人，国家和人民需要我们的刊物能担当思想领导的任务，能带领群众参加一切生活中的思想斗争，并且能引导和组织作家们一同完成这个任务……。」2丁玲明确提出同人刊物的时代已经结束。这也意味著，「五四」以来《新青年》编辑部同人所开创的文化传统，在意识形态高度一体化的语境中难以为继，「自由表达」将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理论家、作家不可能没有感受到。以胡风为例，他在1949年就致信给南京的路翎谈自己对办刊物的想法，并让路翎转告正在编辑《蚂蚁小集》的化铁和欧阳庄：「刊物，暂不必弄了，也不可能弄罢。如庄兄被要求弄，那是另一回事。」3作为主持过《七月》、《希望》这两个分别可称为半同人杂志、同人杂志的胡风，预料到了社会整合中媒介领域将要发生的深刻变化。在胡风看来，《希望》式的同人杂志难以适应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要求，其价值属性必然被重新评判。因此，他意识到，只有作为地下党员的欧阳庄如果被要求创办杂志，那么刊物才具有「合法性」，其同人性质也随之发生改变。事实说明胡风的预见是正确的，大陆原有的文艺刊物在建国前后都陆续停刊了。而新办同人杂志，也不会有更好的命运，最典型的要数胡风的夫人梅志跟路翎等人创办的《起点》，该刊获准登记在1949年和1950年之交。然而，《起点》根本无法打开的局面，主管全国私营文艺期刊发行工作的三联书店上海分店拒绝发行这个刊物，因为北京的总店有吩咐，「叫他们不要卖」，刊物才出了三期就要停办。《起点》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宣告它即是同人杂志的终点。1953年7月，胡风在全家迁往北京之前彻底结束了「希望社」的业务4。「希望社」的节余和全部纸型移交给了国家出版机构。 　　作为有著自己独特文学观念与文化追求的理论家、编辑家，胡风曾以《七月》、《希望》等杂志为阵地，、培养了路翎、丘东平、彭柏山等一批作家。胡风的编辑思想，继承发扬了「五四」以来启蒙主义期刊的传统，表征为对文学、文化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深切关怀。早在1936年，他在《文学修业的一个基本形态》一文中，主张同人刊物「应该广泛地吸收周围的爱好文学的分子，一方面扩大团体的基础，一方面也就是扩大接触人生观感人生的机会。」1938年4月29日，胡风主持了《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座谈会，既是与文艺界人士讨论《七月》杂志的性质与发展问题，也是向社会、向文艺界表白他的期刊设计理念：「我所说的『同人杂志』是指编辑上有一定的态度，基本撰稿人在大体上倾向一致说的，这和网罗各方面作家的指导机关杂志不同。第一，我以为用一个文艺态度号召作者读者，由这求发展的杂志，对于文学运动是有用的。第二，《七月》的工作如果不是采取这个方向，恐怕很难得开始。第三，《七月》也并不是少数人占领的杂志，相反地，它倒是尽量地团结而且号召倾向上能够共鸣的作家，尽量地寻求新的作家，例如开始没有写稿的作家现在写得很多，如东平、艾青等；许多新作家的出现更不必说了。这是一个方针或方向的问题，我平常谈话的时候，是使用『半同人杂志』这个说法的。」5无论是同人杂志抑或半同人杂志，这种对于期刊属性的定位，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而富有个性特征的文学期刊，是组织文学社团、形成文学流派必需的手段。像《小说月报》、《新青年》、《》、《文学》等等期刊，中国现代文学正是以这些刊物为重要阵地，展开其多元化的探索、追寻。 　　在《三十万言书》（《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中，胡风对现存的所谓「国家刊物」、「领导刊物」、「机关刊物」以及全国各大区刊物提出了严厉批评，建议有领导地予以取消，同时解散中央和大区各级行政管理的创作机构。他认为，这些刊物的编辑和审阅工作，大多数是由没有经验而且政治和水准不高的青年和被「培养」出来的「文艺干部」进行的，作家们成了由编辑部裁决的物件，造成了普遍的不满。因为这些期刊「都是独占性的」，拥有垄断的地位，它们不可能鼓励进行真正的作品竞赛，「反而成了一呼百诺的压死了思想斗争的局面」，「成了主观主义或机械论的基本阵地，形成了一堵『铜墙铁壁』」。胡风主张重建新的传播话语空间，创刊若干个群众性质的会员刊物，每一个刊物都是「一个劳动合作单位，绝对排斥任何行政性质（包括服从多数）的工作方式」。从一种开放性的立场出发，他强调「以保证创作条件，推动创作实践为中心环节」9，推动刊物良性发展，编辑工作岗位不能限制发表自由，刊物主编与主编之间可以商谈交换或介绍稿件。他还建议，为了「保证创作实践能在更广泛的思想斗争的基础上争取发展」，「应建立几个公私合营的出版社」，容纳「可以出版但水准不高或审稿人把握不定的作品」10。胡风提出的发表原则，实际上超越了狭隘的话语立场，体现出一种相容并包的精神。 　　胡风从创作的出发，试图对当时文学单纯政治化的走向进行纠偏。他提出「在三年之内逐渐废除供给制和薪金制，作家达到以劳动报酬自给，刊物达到化或半企业化」。他建议，「党对于任何作家都不予以凭『资格』保证作品的权利」11；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得加『编者按』，给群众以先入之见」，「绝对禁止匿名批评、适合于自己企图的『读者中来』、甚至伪造的『读者来信』」12。胡风的这些建议，都有其具体的针对性。如建国初期对萧也牧创作倾向的批判，《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化名读者李定中，在《文艺报》1951年第4卷第5期发表《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一文，指斥《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等小说是「一种新的低级趣味」。《文艺报》加的「编者按」则肯定读者李定中的来信，尖锐地指出了萧也牧创作倾向的「危险性」。胡风对类似这种由刊物作出的「定性」很反感，他认为事情的是非曲直只有在讨论中才能逐渐明晰，而刊物应该采取一种「中间」立场，而不是成为权力话语的传声筒。  
　　清理「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后，家、作家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有关同人刊物的言说不可能进入公众领域讨论。权利对精神文化处于绝对支配地位，此起彼伏的斗争、批判浪潮，构成了一种深刻不安的舆论环境，文学创作、学术探讨、思想交流等等，很难毫无顾忌地自由进行。1956年，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份子会议，周恩来在所作的主题报告中强调了知识份子的进步性和他们在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并且发出了「向进军」的号召。接著，毛泽东又提出了「双百」方针，鼓励文人学者进行鸣放。随后，文艺界领导部门鉴于文学刊物和文学出版中存在的问题，召开全国性的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和部署如何贯彻「双百」方针，以利于提倡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自由竞争。「会上周扬讲话中讲不要怕片面性，他说，你一个片面，我一个片面，加起来不就全面了么（毛泽东在后来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反复批评了这个观点）。同时，周扬提出可以考虑允许办同仁刊物，他这个讲话很大，后来文艺界不少人准备办同仁刊物。」14作协则紧锣密鼓地开展整风鸣放会，刚调任作协党组书记的邵荃麟（原由周扬兼），废寝忘食地工作，主持各类会议，到各有关单位、刊物编辑部谈话。作协的整风很活跃，提出了不少理论问题和工作中的问题，其中包括办同人刊物，不赞成全都是机关刊物。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喜人气象中，一些知识份子在不同场合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独立见解。有关同人刊物的言说也浮出地表，同人刊物被认为是打破权力话语的束缚，催生文学、文化多元化的一种载体。不难理解，胡风当年的声音在大鸣放中产生了「回响」，边缘话语成为昙花一现的亮点。 　　1957年5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鸣放中最为活跃的系四年级女学生林希翎（原名程海果）来到北京大学，参加师生集会。她发表长篇演讲，胡风问题成了主要之一。她说：「我过去写过文章批判胡风，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很可耻。……胡风的意见书基本上是正确的，胡风提出要办同人杂志，现在看来很正确。他批评庸俗社会学，要动摇机械论的统治是对的，因为现在的文艺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很严重。……党现在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胡风所提的基本一致。」15林希翎的演讲在北京高校引起了轰动，一时间她成了新闻人物。反「右」斗争开始后，林希翎即被《中国青年报》称之为「她的右派言论在一个时期内在全国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中十分盛行」，媒体对她的「反动言行」作了「强有力的回击」16。 　　办同人刊物真的是要脱离党的领导吗？非也。在一个社会文化和谐发展的环境里，各种刊物应该多元并进、交融互补，满足文学、文化多样性的追求。同人刊物虽然可能囿于门户之见，排斥不同的思想和观点，形成「小集团」，但它作为期刊百花园中的一种，自有其存在价值。当年在《文艺报》编辑部的敏泽回忆说，他们也曾有过办同人刊物想法，而这种想法是在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文艺界领导也一再公开提倡可以办同人刊物的情况下萌发的。他们试图提倡革命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更好地尊重的特点和，从而更好地发挥革命文学的政治社会功能，并和那时文学上流行的越来越多的背离艺术特点和规律的不良倾向相抗衡。敏泽等人把可否办同人刊物的想法向冯雪峰征求了意见，并「向作协当时的领导人作了询问，得到了十分肯定的答复……但我们此时还是想到了各种可能发生的指责，为了防止别人指责我们脱离党的领导，我们一个非党群众也不吸收；我们要根据党的方针办；并且要在党委领导下工作。」尽管如此，「这个远远没有成为行动的、经过当时领导人批准的打算和一些议论，不久就成了弥天的大罪！」18敏泽和冯雪峰等人一起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对「机关刊物」提出质疑，是《探求者文学月刊社启事》发出的声音之一。它对当时一些文艺杂志的办法，表示很不满意：编辑部缺乏独立见解，显示不出探讨人生的精神；特别是在艺术问题上，没有明确的目标，看不出它们的艺术倾向。《启事》认为，这是用行政方式来办杂志的必然结果。用行政方式办杂志的缺点在于它是「官办的」，尽管申明并非机关刊物，但是却摆脱不了机关刊物的性质。《启事》在概述了机关刊物难免的缺点之后声称：我们是同人刊物，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艺术倾向；我们把编辑和作者混同一起，稿件的主要来源就依靠同人，我们将在杂志上鲜明地表现出我们自己的艺术风貌。《启事》提出了自己在文学方面的主张：文学创作有过漫长的历史，积累了多种多样的创作。今天看来，就像打仗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兵器一样，只要对社会主义有利，各种创作方法都可以运用。我们不承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更不承认这是唯一的方法。我们将勉力运用文学这一战斗武器，打破教条束缚，大胆干预生活，严肃探讨人生，促进社会主义。
7 绿原：《试叩命运之门──关于「三十万言」的回忆与思考》，见《胡风三十万言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17。
 
8 [韩]鲁贞银：《关于「胡风编辑活动和编辑思想」访谈录──访谈牛汉、绿原、耿庸、罗洛、舒芜》，载《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4期。 13 李频：《胡风的编辑生涯》，见《大众期刊运作》，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页414。 14 黎之：《文坛风云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52。另据郭小川1969年7月14日写的极具「文革」特色的书面检查──《向毛主席请罪 向革命群众请罪》，郭小川痛陈当年的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是一个「黑会」，「这个黑会的中心是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阶级政策，歪曲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取消了刊物的无产阶级立场，抛弃了无产阶级政策」，「用『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和竞争』代替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用编辑部的『学术空气』和『各树风格』『高稿费』等腐蚀编辑人员和年轻作者」。作为这个会议的具体主持者，郭小川说：「在会议准备期间，（1956年）9月初到9月中，我曾到上海、武汉两地访问了不少资产阶级作家和教授、几个刊物的编辑部，回京后写了一个所谓『资料性的材料』，集中了他们的错误看法，提出了在刊物上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全面意见，这些意见就成了编辑工作会议的重要根据。在开会后，《开幕词》是我致的，周扬的两次黑报告是我催促他来做的，会议通过的文学刊物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纲领──《会议纪要》是我起草的，会议期间举办的『五四』以来的文学刊物展览会是我组织的。我在会前会后做了多方面的活动。实际上，我帮助周扬通过这一黑会使全国的重要的舆论阵地──文艺刊物进一步成为资产阶级复辟的工具，为1957年的右派向党倡狂进攻准备了条件。这个黑会的是很恶劣的，流毒是很广泛的。」在另一份检查中，郭小川说：「我在准备和实际主持这个会议的指导思想，就是不要无产阶级立场，不要无产阶级领导，不要毛泽东思想，不要毛主席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更不让工农兵登上文艺舞台，而让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一切牛鬼蛇神，来个群魔乱舞，这样，当然就是使全国的文艺刊物都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阵地，使全国文艺刊物和报纸文艺副刊成为资本主义集团竞争的反革命工具。我自己还想自己办一个同人刊物，这所谓同人，不仅包括李兴华、杨犁、苏中、涂光群、杨志一这些人，而且还想拉林默涵、楼适夷等等一起办，后来，只因为林默涵从文艺黑线的全局考虑认为不需要，而应集中力量办好已有的反党喉舌如《文艺报》等等，才没有办出来。」（参见郭晓惠等编：《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运动中的另类文字》，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页229-230、页213） 25 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草稿上所作的这一批示，于1964年7月11日作为正式档下发。
26 方厚枢：《「文革」十年的期刊》，载《编辑学刊》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