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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轴村就是这一带的一个典型的村落，隶属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金江镇，离长江第一湾50公里，距县城188公里，行政上刚好是一个村治。截至2000年11月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车轴村有467户，2030人1。实际调查时，我发现该资料尚包括集体户和外来无户者，这与传统认可的实际户数略有出入。如减去这类户口，则车轴村在籍户数为460户，而1970年仅为350户，1666人2。
下面，笔者拟就以车轴村为个案，从江边人口流出及外地人口流入两个角度描述。
整个江边素有浓厚的读书传统。1937年，车轴士绅卢维韩与吾竹争夺设点创办县立小学名额胜出，该年春季即在车轴设「县立第三两级小学」，改旧式私塾学堂为新式。这段史实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中甸县志》上有两段记录：「设于车轴旧观音庙，新建平房三所于庙后」；「由县教费内发新币十四元，余均由地方自筹。本校附设民众识字班共成年男女二十九人。」 3可见当时民众接受正式学校教育之殷切。
建立正规学校教育后，车轴不断涌现优秀学生。解放后，新政权需要大批本地干部，当地年轻人只要家庭成分好，受过一些教育都被安排工作，这也部分得益于解放前卢维韩等人开创的新式教育。上世纪80年代初，迪庆州很多单位及教育部门都缺少工作人员，──而江边家长供孩子读书的劲头都很大，江边子弟在中甸各类学校里成绩也最好4，──这样，陆续有很多车轴农家子弟通过大中专毕业、考工考干等方式在乡镇、县城、州府甚至省内外工作，变成农民眼里的「国家人」。据笔者统计，这个数位达到五百多人。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统计包括在乡镇工作家属在农村，或夫妻都参加工作但家安在农村的「城乡结合型家庭」。这一类国家干部、职工名义上在上班，是「工资人」，但几乎都在农村社区活动，并经常性地参与农事，可以说是拿着工资的准农民（笔者称为「工资农民」）。另外，笔者也将离退休回家度晚年的老干部（曾经的国家人）在内。一句话，只要是不在村政府户口名簿上，但在车轴村「活动」的人士，都悉数予以统计。
纯朴的农人本意是让后代能走出乡土过上比自己更好的生活，并没有更多的报恩期冀，但这批走出车轴的农家子弟还是多多少少能为家庭和乡土做一些事。大多数在外工作者（尤其是在县内的）都经常回家，尤其是过年，村里一下子就增加很多人。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甸县城都远没有今天的繁华和热，一到过年，江边人都跑回家，白雪覆盖的县城一下子寂静空寥，几乎就是一座空城。平时，各户头都是小家，但仍然保持着以父母甚至是兄弟之间「远距离」、有独立又有合作关系的「联邦式家族（庭）」5。出现这一类家庭的主要原因是工商业化、都市化发展到传统家族房、户居住地域格局。大陆工商业起步晚，又有着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户籍限制，所以这类家庭模式的出现晚于地区。
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江边发展很快，有几年似乎与县城的差距都不是很大。但发展很快就没有了后劲，尤其是最近几年，江边和县城的差距更是不断拉大。一些农村家庭一年的收入还没有城市职工一个月的薪水多。这种时候，外出工作者的作用更加体现出来：他们向母家庭提供借贷、资讯输送、务工中介等实实在在的帮助；与此同时，他们也部分地成为农村家庭到城里的「招待所」、「银行」及「中介处」！
笔者还注意到各个村庄贫富变迁和现在的贫富分化与外出工作者对车轴社区的帮助息息相关。总体上，解放前迪古人生活较好。迪古几乎都是纳西族，作为本地人，他们拥有大量田产。另外，其他村子的地主收入自然也会好一些。过去差，住在坝区和山区实际上没有多少差别。像巴迪的吉才和学智家，原从斯勒下村迁来，至今已七代，是解放前车轴田产最多的地主，并没有因为住在山区而影响家业发展。相反，今天生活相对不错的满库一、二社在过去却是最穷的村子之一。满库大多数是客籍居民，无田或少田，很多是迪古、吉同乐地主的佃户。加上村子位于江边沙坝，新开田地收成非常低，不像迪古一带老田肥力充足，收成相对要高。今天，还有迪古人会嘲讽过去满库人粮不够吃，经常前身衣襟揣两团冷饭在田头简单就餐。看来，地域区别在过去并不是导致贫富差别的因素。解放后，迪古人的很多土地划到满库，加上1958年后，满库又在江边大量开垦田地，以至于后来居上，人均占有亩积在车轴名列第一。上世纪70年代后期，化肥使用逐渐铺开，沙坝田开始增收，加上当时满库队长李涛很得力，生产队还购置农机，甚至修了一座电影院。总的来说，大集体到80年代是满库的黄金时期。而其他生产队，像吉皆乐人口增殖过多田地少，巴迪、嘎子乐位于山区，不产水稻，虽亩积大但收成极低。到90年代，包产到户释放的生产力已经耗光，没有了多少后劲，加上粮食不再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单一衡量指标，满库的辉煌翻过了一页。相反，吉同乐的经济则相对要好得多。由于村民重视教育，外出工作者比例远远高于其他村子（可以从下表人口、户数上比照观察），有些家庭甚至几个子女都参加工作，一如上文描述，这批人对母家庭的帮助确实是很大的。
表 1 资料来源及说明：
1. 1974年车轴户数资料来源于车轴村公所《1974年农业生产统计年报表》。解放后村名及划分经常变动：迪古一、二社时称「光荣生产队」；吉同乐称「光明」，时设两个队，现一、二社为当时一队，三、四社为当时二队，故表上户数分两栏；今巴迪一、二社及嘎子乐一、二社、八家社称「红光」，巴迪一、二社为红光一队，嘎子乐一、二社为红光二队，八家社为红光三队，故分为三栏；吉皆乐当时称「文化」，吉皆乐一、二、三社分别为文化一、二、三队。
2. 1982年户数为当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车轴村户数，资料摘自迪庆州政府编：《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第三次人口普查手工汇兑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83年3月）一书。
3. 1999年资料来源于车轴村公所藏《车轴村基本情况及农业生产条件表》。
4. 2000年资料为笔者亲自找当地各社干部和农民核实录入。时恰逢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后于金江乡政府获《车轴村户主姓名底册》。此次普查不实行「户口歧视」，无户者照录，另还包括村公所、小学校等集体户，但调查统计无需括入，故最后核实得出了上面的户数。以上的资料核实过程也说明搜集资料不应过分相信文牍材料，任何事情都要身体力行实地调查。
上表中户数裂分最多的是吉皆乐三个社、满库一社、嘎子乐二社；而吉同乐四个社及迪古两个社的裂分相对不多。尤其是吉同乐三、四社，1972年到2000年仅增加了三户。依江边传统，几个儿子分家即裂开户头，那么应不止此数，经调查，这仍是因为有子弟参加工作，裂分户头不在车轴村统计之故。吉同乐田地少，经商者不多，也没有乡镇，甚至连村道等公共设施都比较差，满库在这些方面的指标均比吉同乐强，但经济和生活水平却远远比不上。车轴所有村子吉同乐收入最高，这与参加工作者回馈母家庭有很大关系。这样的回馈是多种多样的，不能光以传统的钱款支援衡量。吉同乐四个社91户，在外工作者超过150人，其中回乡的离退休干部二十余人。可以说，这在经济上是一个比较大的支撑群体。就连笔者调查车轴村惟一的市场──每十五天赶一次的街子时，也发现消费者主要还是离退休老干部、城乡结合家庭和有人在外工作「吃皇粮」的人家。简单说，也就是家庭有固定经济来源（农人谓之「有闲钱」）的人在消费。
所以，车轴村上的贫富变迁和现在的贫富分化除了传统原因制约外，还存在着一个「工资」的解释。在一个基本依靠农业，工商业与市场都极不发达的较贫困的社区，存在着一定数量依靠国家工资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城镇户口职工。他们或参与农村社区生活和农业生产（相当大一部分是「工资农民」），与整个社区有着天然的、无法剥离的关系，工资收入在社区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成为支撑（或部分支援）某些家庭的经济力量；或与农村居民结成联邦制家庭，对农村母家庭有钱款支援、资讯输达、代管子女等多种回馈行为。
表 2 几点说明：
1. 本表仅严格统计嫁到外省去生活者，嫁给到中甸务工的外省人但仍在中甸生活(最近两年增多)及嫁到外地州者概不列入。
2. 由于外嫁行为高潮是在1985年左右，现户数早已增加，故笔者选取了1982年人口普查的权威户数及人口来统计，这样能尽量构拟当时的实际状态。
当地民众都看不起外嫁女儿的家长，讥讽说是为了几百块钱卖女儿。由于外嫁妇女中苗族占多数，事实上这又成了其他族群加重对苗族歧视的例证。1985年左右，车轴村苗民约为五十户，外嫁妇女就有三十六位，比例确实相当高。在吉皆乐一、二社，几乎每户苗民都有女儿嫁到外省，有些家庭甚至达到三四个，二社郑国繁甚至五个女儿都嫁到外省。这样的事实对苗族的认同会造成吗？毕竟苗胞给外人的印象是族内通婚。不过，在苗族看来，外省人虽然也是汉人，但外嫁女儿和与本地其他民族通婚不同，因为前者不会直接对当地苗族族群的血统和认同构成影响。这一种现象姑且可称为族群认同中的「远亲近防」原则：一族群与遥远的它族群之间界线往往模糊，并且可以想象两者之间的亲近关系并付诸联姻等行为；但在与自己混杂居住关系密切的外族群之间，却因经常发生各种影响，感受到压力，恰恰需要加固彼此的界线。不过，这也从反面表明苗族并不是严格地不与外族通婚，互不联姻的主要原因还是外界歧视加固了族群界线所致。迪古和万举就得意地告诉笔者，只有苗民才往外嫁女儿，我们纳西就没有。但调查却证实，纳西族外嫁妇女也有十四位，不过从人口比例来说相对要小得多，并不像苗民那样，大量女性外嫁甚至对性比都造成了一定影响。
解放后，国务院分别于1956年、1958年颁布《建立户口制度的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从此，版籍森严的户籍制度建立并逐渐完善9。这从根本上限制了人口流动。除了因毕业分配、招工招干、军人转业等不多的途径，农村户口的居民几乎不可能迁徙到城市。即使农村之间，除了一些特殊原因由政府指令搬迁，似乎就只有男女婚娶才能成为一个合法的迁徙理由。由于居民流动少，人员交际圈小，婚姻圈也就不断缩小，传统的一些婚娶路线消失，人口流动性也随着大幅度下降。村民告诉我，集体时出一趟门都要在生产队交假条，并且还要开证明带粮票，这样，要找个媳妇还不就在江边。以前民家人都跑到大理、剑川去找媳妇，解放后哪有这种可能？！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政策松动，农民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整个层面才重新有了人口流动的可能。到90年代，农民离开乡土往外迁移更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从广义上看，这也是一种移民行为。在车轴村，除到外地参加工作和女性外嫁，这也算是新近出现的外流移民。
传统社会把农民迁徙看成是当地生活贫困的结果，也就是说农民是迫于无奈而迁移的。以此观点为基准，历代政府总是把移民和人口流动当作不稳定的因素10。上世纪90年代今天也有学者提出「警世恒言」，认为外出打工现象值得警惕，因为从历史上看，流民潮的出现往往是不祥之兆11。对于中国这样的中国家的农村人口迁徙问题，李普顿（Michael Lipton）提出的「农村沙漠化」颇能说明问题。该理论归结为以下几点：一、人口外出必然造成农村中最有活力、最有技术、最有革新思想的人才流失，农业变得更为落后、松散，农村社区的自我维持能力也会减弱。二、外出者虽然会向农村寄回钱物，但数目少，作用不大，并会使居民产生依赖感，还有可能把所汇回资金用于仪式性的、炫耀性的消费，而不是进行生产性投入。如这样，则对农村发展没有任何贡献，相反还增加了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另外，如果汇款用于投资而非消费，那多半也是被已经富裕起来的村民利用，他们会变得更富有，这样相反会更加剧农村内部的不平等。以上事实也会促使外出村民回来投资家乡的行为逐渐减少。三、人口流动导致城市因素向农村渗入，这种力量对农村是解构性的，会导致农村这个具有内聚力的、同质性的社会分化，甚至加剧不平等。四、农村输出人口都是年轻一代，这使得农村居民生育能力下降，从而造成人口随之下降，甚至出现「荒漠化村庄」12。事实上，内地很多地方已有这种兆头。2000年发生在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身上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李昌平于2000年2月10日含泪以一封题为〈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并被称为「建国以来监利县影响最大」的信上书国务院。里面赫然提到棋盘乡「全乡4万人，其中劳力18000人。现在外出25000人，其中劳力15000人」13，资料让人咋舌。
这是甚么原因呢，一位叫卢佳岭的农民对我说：「前几年这种事很少很少，出去打工的几乎都是男人，父母和老婆孩子留在家中。现在是把全家人一个不落全带走，好像是迫不及待要把农村的一切都扔掉，一点都不回头。我想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种田赚不了钱甚至倒贴。前两个月我去中甸，听说湖北省有一个叫李昌平的乡党委书记写信给朱熔基总理，那些地方是真没有办法才往外跑啊15。都是农民，我看了很难受。江边倒没有这么差，但再这样下去也很危险。李昌平那里种田刚能保本，我们这边今年种一亩小麦有五十到一百元的收入，这都不辛苦费，也就是说把农民的播种收割、田间管理全白搭进去。像我们吉皆乐一社，本来就田少，有些家庭儿女没有出去工作的，几弟兄都窝在家中。前几年国家政策就有规定，不用再依据每家的人口数重新调整责任田亩积，这样一来，像隔壁的王程东，四个儿子一分田，每家就一亩多一点，你就是在田上绣花也没有用。读过农高（指中甸二中的农业高中班）、脑子活的三儿子阿桑就带着老婆孩子到县城卖豆腐去了，我到中甸发现他至少比在村里日子好过。像这样的事也是今年（2000年）才普遍起来，应该说是逼得没办法了。吾竹那边出去的农民比车轴更多。像堆满四社，很多家都跑到中甸守收费公厕，现在大家称呼他们『厕所队』。──守厕所还比种田好！另外还有『建筑队』、『垃圾队』，都是一个村一个村跑到中甸，靠在工地卖苦力、捡垃圾维生。不过，话说回来，车轴再怎么也走不到李昌平那里的地步。总体上江边田地并不少，吃饭不会有问题，但家里如果有小孩读书、生个病甚么的就真没有办法了。前几个月斯勒一家傈僳族为了供孩子读书，把房子都卖了一所，但卖了房子后你还能卖甚么？！如果再这样下去，农村还怎么发展？！话说到头，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粮价继续低，农民还会不断往外走！」
上世纪70年代末，许多川籍人来到江边一带务工，80年代初曾达到高峰。那时每个社都有三至五人，整个车轴村大概有五十多人在进进出出流动着。村民们会这么说：又来了一些新的四外人。这与当时四川人口众多，田地紧张有密切关系；另外，四川省也早在80年代初就正式下文，把劳动力外出务工作为一项政策来推行。当时「文革」刚结束，老实巴交的村民都还不敢到处乱跑，见到这么多四川人，总会有些奇怪。问及他们，诙谐的四川人会笑着说：邓小平是四川人嘛，四川老乡多，活不下去了，他老人家就准我们跑出来混口饭吃。这个诙谐的口传版本至少说明，当时大量川籍人就近来到毗邻省区务工至少得到了上层的默许和支援，另外，中甸毗邻川省，上就有川人前来谋生，这里显然有一个就近原则。这些川籍务工者确实也不奢望赚多少钱，有些甚至就为了吃饱肚子。那时，这个群体是清一色的男性，一般在江边从事制瓦、烧窑等活计，也有一部分完全靠卖工度日。他们或承包一项工作，或要求东家包吃包住，每天干活，月结工钱。一到农忙，来找活做的四川人更多，村子里天天能听到他们大声、乐观地讲四川话。到江边时间长了后，一些人就在当地谈恋爱，找媳妇，入赘女方家庭，这一类人共有十一个。最早村民告诉我是四人──他们是早期入赘者，连户口也转过来的；调查后马上发现另外还有五人，由于转户口困难或无所谓，他们的户口都没有过来，从调查客观性来看，这五人应计入；另还有二人遗漏。村民无意识地把他们分开，这与其心理上把转户口与否当成一个「入籍」车轴的门槛有关。──转了户口者才是车轴人，未转者就是外地人。这种思维定势与今天一些大城市的定位不谋而合，可见解放后长期实行的户籍制度对民间思维的之深，它甚至已影响到民众对事物标准的畛别、判定。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来车轴务工的四川人逐渐减少，到90年代，常年在村里的不到十人。这与80年代中后期城市改革兴起，川籍务工者大多数改行去城市有关；另外，那时江边已初露颓势，客观上也雇不起长期务工者，这也是川籍人离去的另一个原因。1996年，笔者访问车轴，村子里已经见不到往日活跃的川籍务工者身影，只剩下了最后三四人。一位李姓四川人长期在迪古一户人家做活；另一位老胡从90年代初就在吉皆乐私营酒厂做工至今。2000年笔者调查时这两人都在，不过客观地说，他们的身份已类似旧时的长工了。两个人年纪都大了，也没有文化，现在也没有去外地务工的能力，村民们都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回四川可能连生活也对付不了。另外，嘎子乐砖瓦厂的师傅也是四川人，他还带着个云南昭通的徒弟。就来看，也不知道两人今后的打算。
再次，虽然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甸藏区经济逐渐强于江边，但主要靠木材、松茸16，这两年还有一些业的支援，但受益面主要是靠近城镇、线和设旅游点的，很难惠及比桑谷这样偏远的村落。藏人的传统观念仍然把种田放牧当做居家的根基，江边毕竟有着很强的农业优势，气候温和、舒适，适于居家生活，所以家长们一般也不予干涉。
注释
1 金江乡政府藏：2000年11月1日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甸县金沙江车轴普查区《车轴村户主姓名底册》（内部资料）。
2 车轴村公所藏：《1970年农业生产统计年报》（内部资料）。
3 〔民国〕段绶滋篡修：《中甸县志》，现收录于和泰华、段志诚校注：《中甸县志资料汇编》(3)(内部资料)，1991年，页98-99。
4 另可据马茜：《多民族地区的地域性阐释--以云南省中甸县第一中学为个案》，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页12-13。
5 庄英章：〈家族对化的适应──一个田野调查实例的〉，《中央院民族研究所集刊》，1972年第34期，页88。
6 庄孔韶：《银翅--的地方与文化变迁》（北京：三联书店，2000），页498-503。
7 同注6，页501-502。
8 同注6，页295-296。
9 许欣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北京：社会出版社，2000），页108-111。
10 Will Pierre- Etienne, Bureaucracy and Famin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1 秦晖：〈「离土不离乡」：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模式〉，《东方》杂志，1994年第1期。
12 Michael Lipton, Why Poor People Stay Poor,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13 黄广明、李思德：〈乡党委书记含泪上书 国务院领导动情批覆〉，《南方周末》，2000年8月24日头版头条。
14 金江乡乡政府藏：2000年11月1日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甸县金江乡车轴普查区」《车轴村户主姓名底册》(内部材料)。
15 此事可参见黄广明、李思德：〈乡党委书记含泪上书 国务院领导动情批覆〉，《南方周末》，2000年8月24日头版头条。
16 属口蘑科，学名栎松茸，藏名「鼻沙」，为横断山脉特有种，价值非常高，中甸为主产地，其售卖一直在中甸经济收入中占很大比重。参见段志诚主编：《中甸县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页101。
17 萧亮中：《夏那藏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页56-63。
18 参见马建忠：《霞若乡的民俗、宗教与生态》（云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内部调查报告），1999年。
19 同注17，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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